AG体育临近年关，在一些网络平台上，“出租自己”的业务更加火热，称可以提供陪聊、陪玩、扮演角色等服务，并在详情页内列出价格、自身优势等信息。

　　在网络平台上搜索发现AG体育，“伴娘出租”“女友出租”“冒充家长父母老师”等服务各式各样。不过，与这些来自网络平台陌生的“亲密人”打交道，也要时刻注意自身安全。毕竟，面对这些靠着网络交易临时形成的关系，稍有不慎，就会掉进“坑”里。多位“出租”自己的受访者表示，其经常会收到非出租要求的骚扰信息，甚至还有不少骗局AG体育。

　　对此，受访专家指出，自然人不能作为出租的标的物。网上所谓的“租人”实际上是一种劳务雇佣关系，应当受到民事法律的调整。但是有别于一般的劳务雇佣，在出租过程中，极有可能打法律的擦边球。同时，“租人”行为很容易将出租者置于一个完全不可控的陌生环境，进而给自己带来一系列无法预料的伤害，应当从细化服务属性、明确服务条款、加强审核监督等方面加以规制。

　　被租赁来的女朋友，不仅可以陪伴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，还可以带回家见家长，配合买家演一出甜蜜的戏剧。据观察，这类租赁自己的价格较高，除了基础的定金和尾款外，还需要根据难度、危险系数、节假日情况来调整价格。

　　刘娜娜（化名）是一名位于江苏的兼职女友扮演者。她在网络平台上的帖子是这样写的——“已有两起假扮女朋友经验，从现在到过年为止，以及正月初二至初十期间都可以接”“不索取报酬，您家人给我的压岁钱就是报酬，车费和年货不自理”“您可以指定我的年龄、性格、大学及专业、工作、婚姻状态、家庭成员”。

　　“我这个租借来的女友主要是帮客户解决一些面子上的问题，或者家庭方面催促恋爱的困扰。按照业内收费标准，如果是去见家长，那么客户父母和亲戚给的红包就是报酬，价格在500元至800元之间，超出的部分会退给租赁方；如果是见朋友，多数情况下报酬就是朋友所赠礼品，通常价格在100元至600元之间。”刘娜娜表示，她会提前和对方沟通好家庭情况和基本信息，“比如怎么认识的？在一起多久？自己的毕业学校以及工作单位等”。

　　在问及是否会通过身体接触来显示情侣关系时，她说多和客户互动就好，“见父母的话一般不会有身体接触，父母长辈都喜欢乖一点的孩子，但当长辈询问一些不好回答的问题时，我会先看向客户寻求帮助；如果是见朋友同事的话，会提前商议好对方什么时候帮我拿包，吃饭时要帮我夹菜等细节”。

　　刘娜娜说，随着年关将近，不少年轻人面临着过年回家父母亲戚们催婚的压力与焦虑AG体育，“所以大家只能‘另辟蹊径’，今年我已经接到了几个意向单，目前正在排时间”。

　　在各类平台上，租赁男友的服务，不仅价格比租赁女友低了不少，有的仅不足百元；对于自身服务的介绍，也少了许多，大多仅注明了身高、体重等个人信息。

　　同时，还有可以帮忙冒充父母的服务。有卖家表示，这里各种年纪的“演员”都可以提供，扮演家里的父母、亲戚都可以。这些专业的“演员”，还可以听从买家的安排，与买家一同商讨各种方案，来解决眼下的危机。

　　有人在网上寻找男女朋友、父母亲戚等假冒的亲密关系，有人则在搜索红白喜事上的“工具人”。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，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必不可少，其中伴郎伴娘也不可或缺。

　　在网络平台搜索“出租伴娘”，可以搜到大量相关信息。单次伴娘或伴郎租赁价格因地域范围、时间长度而有所不同，伴娘价格一般稍高于伴郎，在200元至上千元不等，并且基本采取定金加尾款的方式进行交易，如果是异地，则需报销往返车费。

　　在出租伴娘的详情页中可以发现，伴娘会把自己的照片、年龄、身高、体重等各类信息详细告知，并表示“协助新娘，不抢新娘风头，配合婚礼安排”。“不美不丑，平平无奇，不抢风头”成为不少出租伴娘者着重强调的“卖点”。

　　而在伴娘伴郎租赁的界面，这些临时伴娘和伴郎们也会特别标注不接受婚闹，不过量饮酒等。

　　位于山西太原的“伴娘”琪琪（化名）表示，她一天的出租费是300元。琪琪在平台上给自己的标签是“配合度高”“对外保密”“做事细心”“活跃气氛”等，并表示会接梗能暖场，细心眼活，适度又不尴尬。

　　“这行也得看经验。”琪琪说，当租赁伴娘要有“眼力劲”，不能让人看出破绽，要能够活跃婚礼气氛，但是不能喧宾夺主；要牢记新娘“编造”的身份，被问起来打好掩护；要看眼色行事，和新娘打好配合；有才艺的话那更是“香饽饽”。

　　在内蒙古包头有一家小型工作室的专职伴娘珊珊（化名）称，自己现在主接内蒙古地区的伴娘业务，对于新来的“伴娘”，要先进行培训、实地学习流程，考察合格后才会给她们安排单独接单，此外自己也会全程线上跟踪婚礼情况。“派活的话是有单就会联系她们，并按照伴娘90%、自己10%的比例进行分成。”

　　一些喜事需要租赁伴郎伴娘，活跃气氛；一些丧事也需要专业的哭丧人员，引导情绪。

　　二手交易平台上的哭丧人员，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。这些专业的哭丧人员，号称一秒流泪，声情并茂，能够很好地引导众人情绪。而为了增强对于气氛的引导，这些哭丧人员还可以组成团队，让哭声喊声加倍，让葬礼气氛更加肃杀。

　　对此，律师指出，由于这类租赁服务很多都不签订书面协议，难以认定法律关系及权利义务，因此当租赁双方发生争议时，需要通过双方的聊天记录等证据才能判断。“一方面不能排除一些具有非分之想的雇主，雇员的人身安全存在一定风险。例如，有些服务是要雇员一人独自到陌生的地方，可能还要过夜，显而易见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，不排除发生伤害、威胁、性侵的可能。”

　　“另一方面，也有不法分子以此进行违法犯罪行为，因为有些雇主本身可能就想以此找卖淫服务，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，假借租赁服务之名介绍卖淫服务，通过在网络平台拉客掩人耳目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。”律师说。

　　同时，不少从事此类业务的受访者表示，希望健全相关的行业体系，能有体系健全的平台进行注册。张萌表示，由于当前出租伴娘伴郎多为个人或临时工作室，缺乏约束，担任伴娘伴郎的效果如何全靠个人责任感，因此可能会有各种状况发生。例如，个人或工作室为迎合新人对伴娘伴郎的需求，虚假填报个人信息；伴娘不够专业，态度敷衍，影响婚礼体验；在婚礼现场临时加钱等。同时，不仅是出租伴娘伴郎方可能出现问题，因缺乏规范，有需求的新人一方同样可能有临时毁约、故意提出虚假邀约、拒绝支付报酬等问题。

　　“应该认可的是，一些‘租人’业务，比如新郎新娘聘请他人担任伴娘伴郎，具有提供劳务的性质，符合市场需求，应当允许其存在。”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认为，“租人”市场混乱主要表现在供需双方无正规渠道平台作为中介，从而形成信息交流混乱、需求方资质模糊等问题。一些二手交易平台、社交平台上发布的“租人”广告，平台对此没有起到规范监督的作用，无法为发布广告的人员和需求方之间提供较为集中的信息渠道，“也就是说，供求双方出现信息误差，无法准确获知双方需求”。

　　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说，囿于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告，这类服务形式较为随意，无法保证服务提供方的质量。该类交易多为一锤子买卖，服务提供方的性价比很可能较差。另外，互联网随机“拼单”成交的交易模式下，基于信息不对称，服务提供方无法通过互联网完全知晓需求方的身份，为该类交易埋下了安全隐患。

　　律师从明确服务条款方面建议，对于因市场需求产生的合法服务，应针对服务内容，结合行业惯例，制定相应的示范条款，供公众使用。例如，租赁伴郎伴娘，遇到婚闹挡酒等情况的处理、收到红包的归属、人员受伤的责任承担、双方的权利义务、违约责任约定等。

　　“在双方达成合意后，应约定好服务内容、报酬标准，以及服务过程中收取了他人馈赠的礼物红包的归属等事项，避免事后发生纠纷。”常莎说。

　　“网络服务平台也应承担一定责任。网络服务平台应加强对该类服务的监管，审核双方的身份及服务等相关材料，并提醒双方互审，同时保证投诉通道的畅通，对于以此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一律封号，并报公安机关处理。”律师说。